我说，清华走的是明星路线，因为她选择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确实都很有人望。

他以道彻底否定了鬼神的存在，也否定了唯我独尊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以自然来规定道的属性。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出了中庸思想，阐发了特斐尔神庙上镌刻的毋过毋不及的原则，认为善德就在于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7]，但是，中庸观念并没有在西方盛行起来，却在中国真正成为了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传统也最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

五行所理解的世界包含着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而归结为社会，并主要运用于社会关系。从今天的角度看，老子哲学明显具有后现代主义意蕴，既反对神性，又反对理性，而主张道法自然，返朴归真。同时，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有它自身的历史过程，当它发展到一定的极限，就会发生物极必反的现象，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去。在民主革命者看来，民主革命的目标高于宪政，甚至这一目标的实现既不是依靠民主更不是依靠宪政而是要依靠军政和训政。孔子所推崇的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王国维曾评价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将亡，听于神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如果尽心意味着实现我的可能性，那么尽心必然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层次上的尽心。

正是这一结构使仁的本体化与内在化同时成为可能，使为人之我与为己之我同时成为可能，使所谓自律道德与他律道德同时成为可能。而希求成为孟子笔下的尧舜，亦即希求成为至善，就意味着希求这一缝隙的完全闭合，这一距离的彻底消失。因此，为善乃是去寻求我所固有的内在于我的善或善端。内在的仁义因而从未十分内在。

而这一敬畏恰恰表现在我的尽心尽性的努力之中。这里，我们注意的是，在孟子看来，要求于王者的不是忍而是不忍。

相反，不能忍受这样的感觉就无力完成这些事情。后者是助纣为虐，前者是为虎作伥。然而，如上所述，民却并不因为处于这一地位而卑微低贱。孟子的思路似乎到此为止。

当然，反求诸己似乎确实是去寻求我自己的内在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回到自己或者自身之上的可能却首先来自他人，来自我与他人的遭遇。因为在这一关系中，他者也是弱小饥贫者，是有赖于王者的恩惠与仁爱者。这就是说，知觉必然始终伴随着特定的情感。这就是本文不惮其烦而反复强调的基本论点之一。

因此，孟子的理想统治者其实是仁王而非哲王，而其理想政治形式是所谓仁政。而人的反身结构，或曰，反求诸己的结构，正是人的为善的可能性的条件。

这既非狂妄地将人提升为天，将人的有限性直接提升为超越性，亦非傲慢地将天贬低为人，以人的有限性否定超越性。(13/33)人(应该)居住在仁之中，而正是这一居住才使人成为人。

这样，我的性乃是超越我者。因此，我有学与问的必要。不忍则是对他人而言，意在让自己能敏感于并不忍于他人或他者的痛苦。因此，作为榜样作为理想的尧舜乃是这一人性结构可能唤起却必然无法满足的欲望。而放心之求得则意味着我自觉确认与承担我对他人的责任，意味着我明确地肯定我对他人的本质上无可推卸的责任为我的责任。(5/13)到了孟子这里，人性已经成为需要辩论的重要问题。

如果仁构成人，那么人的本性就不是任何事先给定的东西。就人之本性超越二元对立中的善恶而言，可以接受上述第一种说法，即性无善无不善。

以后我们将试图说明，他者所从来的高处与天密不可分。这就是政治的伦理化所造成的问题。

在孟子这里，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来阐明恻隐之心蕴含着孟子自己也许并未意识到的必然性：我的恻隐之心并非仅仅由他者所唤起。不忍就是仁：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孟子相信人皆有内在的善端或善心，但是此心处在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状态之中。但是，尽管我已然处身于这一责任之中，这一责任却仍然有可能对我蔽而不彰。为善是将我自己给予他人。这样，求放心有赖于向他人学与问。

我们以孟子的恻隐之心为例分析了这一善端的亦内亦外、非内非外的性质。这一看似模棱两可的表达其实也许并不仅仅是客套或修辞策略，也不单纯是辩证性的将欲取之(否定之)，必先与之(肯定之)。

离开这一关系而纯思辨性地讨论天是没有意义的。唯心论到心为止，因此不能接受或解释有心而不尽的现象，而只能将之付诸哀叹或逐出常规。

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断言知性则知天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阅读因而试图尊重我们所面对的思想的复杂性与他性，并努力把握其内在的纹理与脉络。

高高在人之上者是超越于人者。但是，这一无可逃避却意味着，即使我在说不的时候，这一不也仍然蕴含着一个更为原始的是。另一方面，当孟子谈论王道仁政时，不忍却是实现理想政治仁政的基本条件。阅读是尊重他者，是接受与承担我对他者的责任，是为他者负责。

因此，我没有原始地占有我的善端这一表述就意味着，我并没有原始地占有我自己。是这一软弱无助的孺子将我推到恻隐之心这一我的(为善的)可能性面前，从而使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的这一可能性。

这一思想涉及的复杂问题我们试图在别处加以讨论。因为，如果齐宣王真正同情禽兽，那么就应该对牛羊一视同仁。

相反，民一方面地位卑微，另一方面却又高高在上。孟子的学生公都子与孟子讨论人性问题时列举了三种人性论：一、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之说。